第7卷：第1期，2010年1月

原創研究
2007年中國廣西醫生的吸煙狀況和勸導戒煙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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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tong Zhou醫學博士；Abu S. Abdullah醫學博士、哲學博士；Vivian C. Pun公共衛生碩士；Dongmei Huang醫學博士；Songyi Lu醫學博士；Shuiying Luo醫學博士

建議在引用本文時註明下列出處：Zhou J, Abdullah AS, Pun VC, Huang D, Lu S, Luo S. Smoking status and cessation counseling practices among physicians, Guangxi, China, 2007. Prev Chronic Dis 2010;7(1):A15. http://www.cdc.gov/pcd/
issues/2010/
jan/09_0006_zht.htm.訪問[日期]。

經同行評審

摘要

簡介
我們調查了中國醫生的吸煙行為、醫生對吸煙的健康影響的了解以及對公認的勸導戒煙實務的遵守情況。

方法
我們使用的一份結構化問卷，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所著的《全球衛生專業人員調查》改編而成，旨在對中國廣西省南寧市五家醫院的中國醫生進行調查。

結果
問卷的回復率是85%，總共完成了673份問卷。在673位回復者中，73%為男性，42%年齡不超過30歲，26%為吸煙者（男性佔35%；女性佔3%）。僅28%的吸煙者準備立即戒煙。絕大多數醫生對吸煙相關的健康危害了解不夠，對勸導戒煙的態度消極。詢問患者有無吸煙史，並且會把患者的吸煙狀況記載到病歷中的，基本都是女醫生、以及有相當充份準備或者是有所準備勸導患者戒煙的醫生。勸導患者戒煙的基本都是女醫生、不吸煙者、有相當充份準備或者是有所準備勸導患者戒煙的醫生、以及閱讀過任何戒煙指引的醫生。

結論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男醫生中吸煙的現象非常普遍，中國醫生對吸煙的健康危害以及如何幫助吸煙者戒煙了解不夠。廣泛查閱關於戒煙的臨床常規指引，加強醫學院對於吸煙的健康風險的教育，以及政府為戒煙治療提供資金，均將讓吸煙的中國醫生及其患者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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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世界上約有三分之一的吸煙者住在中國(1)，中國的吸煙率是31%（男性佔57%；女性佔3%）(2、3)。每年將近800,000位中國人死於吸煙(4)，如果繼續保持目前的吸煙率，截至2025年底，死於吸煙的人數將增至兩百萬人(5)。截至2030年底，吸煙的死亡率佔中國男性全部死亡率的三分之一 (6)。

治療可有效幫助吸煙者戒煙(7)。醫生的主要職責不僅是提供治療，他們自身還經常被視為是健康相關行為（比如吸煙）的榜樣(7)。雖然醫務界對吸煙的危害眾所周知，但醫生常常未給患者樹立良好的榜樣。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組織）證實，中國醫生的吸煙率男性佔61%，女性佔12%(1)。其他研究公佈的吸煙率有所不同。例如，對6個中國城市的3,553位醫生進行研究公佈的吸煙率為23%（男性佔41%，女性佔1%）(8)。在對786位醫生進行的另一項研究中，整體吸煙率是20%（男性佔54%，女性佔3%）(9)。中國醫生每年接診76%的吸煙者(10)，這為勸導患者戒煙創造了機會。但很少有醫生詢問患者的吸煙狀況或勸導患者戒煙。在Jiang 等人開展的一項研究中，僅48%的醫生詢問患者的吸煙狀況，64%的醫生勸導吸煙者戒煙(11)。其他研究表明，半數以下的醫生「總是」或「經常」勸導吸煙者戒煙(12-14)。中國醫生不詢問吸煙狀況或勸導吸煙者戒煙的原因尚未得到很好證實。我們調查了醫生的吸煙狀況以及他們對幫助患者戒煙的了解、態度和信心。我們亦研究了他們的勸導戒煙實務與美國臨床實踐指引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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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07年3月5日至3月15日，我們對廣西省南寧市的5家醫院的醫生開展了橫斷面調查(cross-sectional survey)。這5家醫院分別是南寧市第一人民醫院、廣西中醫學院第一和第二附屬醫院、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以及廣西中西醫結合醫院。內科、外科、兒科和婦科的所有醫生均被納入調查範圍。我們選擇這些科室，是為了在這些醫院之中維持一致性，因為所有指定醫院均設有這些科室，而這些科室的醫生人數佔醫院醫生總人數的70%。本研究經過中國廣西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倫理審查委員會批准。由於本調查採用匿名形式，因此研究參與者並未簽署同意書。

參照《全球衛生專業人員調查》(16)和《香港醫生調查》(17)，編製一份包含77個問題的自填式問卷，並將問卷翻譯成中文。包含53個問題的《全球衛生專業人員調查》增補了香港問卷的如下部份：置信水平（4個問題）、對戒煙指引的態度（3個問題）、接受的勸導戒煙培訓（7個問題）、工作場地實踐（6個問題）及採用藥物療法來幫助戒煙（4個問題）。我們將英文版本翻譯成中文版本，然後在對20位參與者進行試點測試前再回譯為英文。醫院院長辦公室將問卷分發給指定科室的醫生，問卷填好後裝入封口的信封交還給院長辦公室。

除人口統計方面的資料外，問卷亦會問及對吸煙危害健康的了解以及對吸煙和勸導戒煙的態度。使用李克特式評分系統(Likert scoring system)對1級（「強烈同意」）至5級（「強烈反對」）的回復進行分類。本調查測定勸導患者戒煙的準備情況，並對回復按1級（「準備充份」）、2級（「有所準備」）及3級（「完全未準備」）進行分類。對於吸煙狀況、接受勸導戒煙的培訓和勸導戒煙的習慣做法的問題，回復者以「是」或「否」作答。

世衛組織將回復者分為正在吸煙者、以往吸煙者或從不吸煙者(18)。正在吸煙者指其一生中有至少6個月的吸煙史、而且在本調查期間正在吸煙的人。以往吸煙者指其一生中曾有至少6個月的吸煙史、但在本調查前已戒煙至少6個月的人。從不吸煙者指其一生中從未吸煙或有少於6個月吸煙史的人。本報告將以往吸煙者和從不吸煙者歸類為「不吸煙者」。

我們使用Windows 11.0版本(SPSS, Inc, Chicago, Illinois)的SPSS對數據進行分析。我們利用χ²測試及多元分析來評估變量之間的關係。顯著性為P<0.05（2-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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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回復者的特徵

在調查的792人中，673人完成了調查，回復率為85%。所有科室的回復率幾乎相同。在回復者中，73%為男性， 42%年齡不超過30歲，68%以上為內科或外科專業（表1）。吸煙率為26%。50%稱其所屬醫院並未出台禁煙政策，93%未接受任何關於勸導戒煙的培訓，62%並未閱讀任何戒煙指引。

男醫生的吸煙率比女醫生的吸煙率要高得多（35%比3%）（表2）。吸煙率最高的醫生的年齡層在41至50歲之間（38%）。當問及他們準備戒煙的情況時，僅28%的吸煙者表示準備立即戒煙，而25%的吸煙者正考慮在6個月內戒煙， 47%的吸煙者不準備在未來6個月內戒煙。

大多數回復者(99%)知道吸煙有害健康（表3）。80%以上的人知道二手煙會增加非吸煙成人罹患肺病和心臟病的風險，及接觸二手煙的兒童罹患肺炎等下呼吸道疾病的風險。不吸煙者可能比吸煙者更了解這方面的知識 (P = .002)。僅49%的醫生知道新生兒死亡與二手煙有關，少於40%的醫生知道尼古丁替代療法和抗抑鬱藥安非他酮可幫助人們戒煙。

80%的回復者認為，衛生專業人員應為患者和公眾樹立禁煙榜樣，並認為他們應經常勸導吸煙者不要在兒童周圍吸煙（表3）。大多數醫生(66%)認為，如果衛生專業人員勸導患者戒煙，則患者戒煙的可能性會更大，而54%的醫生認為吸煙的衛生專業人員不太可能勸導人們戒煙。超過90%的醫生認為衛生專業人員應經常詢問患者的吸煙習慣。大多數回復者(92%)認為醫院和保健中心應為禁煙場所。與不吸煙者相比，吸煙者不太相信這些禁煙政策 (P < .001)。

僅58%的醫生認為，他們可以向患者詳細解釋吸煙帶來的風險（表3）。與不吸煙者相比，吸煙者對此不太相信（40%比64%，P < .001）。更少(24%)的醫生認為他們了解的知識足以幫助患者戒煙，僅16%的醫生認為其掌握的技能足以幫助患者戒煙。不超過6%的醫生認為，他們了解如何開藥方來治療煙草依賴，或者他們可利用尼古丁依賴自評量表(Fagerström Test for Nicotine Dependence)來評估吸煙者對尼古丁的依賴程度。

在673位回復者中，479人(71%)通常會詢問每位患者的吸煙狀況，362人(54%)會在病歷中記錄吸煙狀況，525人(78%)會勸導吸煙者戒煙（表4）。詢問吸煙狀況及勸導患者戒煙的女醫生比男醫生比例高( P = .04)。勸導患者戒煙的不吸煙者(80%)比吸煙者(63%)比例高(P < .001)。遵循三條戒煙實務（詢問吸煙狀況、在病歷中記錄吸煙狀況及勸導患者戒煙）的醫生，多數是在未出台禁煙政策的醫院工作的醫生，以及準備勸導患者如何戒煙的醫生( P < .001)。更多閱讀過任何戒煙指引的醫生記錄吸煙狀況並勸導患者戒煙(P = .03)。

多元分析表明，詢問患者有無吸煙史基本都是女醫生，在未出台禁煙政策的醫院工作的醫生，以及準備勸導患者戒煙的醫生（表5）。記錄患者吸煙狀況的基本都是女醫生、在未出台禁煙政策的醫院工作的醫生、準備勸導患者戒煙的醫生以及閱讀過任何戒煙指引的醫生。勸導患者戒煙的基本都是不吸煙者、在未出台禁煙政策的醫院工作的醫生、準備勸導患者戒煙的醫生以及閱讀過任何戒煙指引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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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我們發現，南寧市醫生的吸煙率為26%，這與早前的研究相一致(8、12)。報告的吸煙率在13%(19)至57%(20)之間；範圍之所以如此之廣，部份原因是中國社會文化和地理差異、研究開展的年份或醫生擅長的科目。在對醫生進行的觀察性研究中，我們的吸煙率低於荷蘭(38%)(21)、日本(34%) (22)和法國(32%) (23)，但高於美國(3%) (24)、紐西蘭(5%) (25)和英國 (7%) (26)。雖然香港研究的回復率很低(19%) (17)，但我們的吸煙率仍遠高於中國香港醫生的吸煙率(4%)。我們發現，男醫生的吸煙率比女醫生要高，這反映了中國總人口的吸煙模式；但醫生的整體吸煙率低得多(8)。與世衛組織統計的人口數據相比，我們調查的男醫生回復者的吸煙率約佔總人口吸煙率(67%) (3)的一半。

Li 等人認為，吸煙是一種「普遍現象」(14)，吸煙這種行為在華人社會根深蒂固(27)。由於我們的研究表明，吸煙的醫生不太認為衛生專業人員應該給他們的患者和公眾樹立禁煙榜樣，因此我們建議對醫生吸煙進行干預，減少醫生的吸煙率將有助於降低整體吸煙率。

我們發現中國醫生吸煙相關的健康危害了解不夠。他們需要接受更多有關母親吸煙與新生兒死亡之間的聯繫的教育(8)。此外，醫生（尤其是吸煙的醫生）需要接受更多關於二手煙與罹患肺病、心臟病及下呼吸道疾病的風險之間的聯繫的教育。醫學院課程中納入和改編勸導患者戒煙的最佳指引，可增加年輕醫科學生的知識並防止他們吸煙(5,28)。

我們發現醫生勸導戒煙的預案與良好的戒煙指引（例如詢問、記錄和勸導）有關，而這意味著需要進行專業培訓；中國醫生缺乏專業知識，且不熟悉關於如何提供勸導戒煙的專業指引。中國的衛生護理專業人員要想加強煙草控制活動，首要任務是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15)。

在有禁煙政策醫院工作與勸導戒煙之間存在著消極的聯繫，這個發現有悖常理。在對主要醫院人員和醫生的隨訪中，我們發現有禁煙政策的醫院通常並不強迫他們遵守有關政策。此外，這次隨訪中的許多醫生並不知道他們的醫院是否禁煙。我們建議更好地傳達和貫徹執行禁煙政策。

我們注意到，較為年輕的醫生更有可能遵循良好的勸導戒煙實務。因此，勸導指引可能會日臻完善。關於戒煙的繼續教育應在各個年齡群的醫生中開展，臨床人員應經常評估每位患者的吸煙狀況，並將患者的吸煙狀況作為一項生命表徵記錄於醫院的病歷系統中(15)。

醫生詢問吸煙狀況(71%)的情況不及勸導戒煙(78%)普遍。儘管這與在中國醫生中做的另一項研究一致(11)，但卻與在美國(29)和香港(26)的醫生中做的研究相反。美國醫生在三分之二的就診中詢問吸煙狀況，但僅有20%左右的醫生勸導吸煙者戒煙(29)。類似地，77%的香港醫生通常詢問吸煙狀況，但僅有29%的醫生勸導吸煙者戒煙。當前研究中，勸導戒煙比詢問吸煙狀況的比率要高，這可能是因為患者的意識提高，自己提出了該問題。由於許多醫生自己也吸煙，他們不願意主動詢問患者的吸煙狀況。而鄭重勸導吸煙者戒煙的醫生可能會鼓勵患者購買戒煙藥物。戒煙藥物不能享受醫療保健系統的補貼；吸煙者須自掏腰包購買這些藥物。在很多情況下，醫生開具品牌藥物的處方可從製藥公司得到回扣，這或會鼓勵醫生勸導患者戒煙，並很可能勸導患者購買某種戒煙產品。相反，在中國的醫療保健系統中，詢問和記錄吸煙狀況並非強制性的且無利可圖。此外，對中國其他地區醫生的研究顯示，64%的醫生勸導吸煙者戒煙，與之相比，我們發現在我們的調查中勸導吸煙者戒煙的比率要更高(11)。我們研究中，勸導戒煙的比率更高的原因可能是吸煙模式和貫徹禁煙政策的地區差異，或者是與其他研究(55%)相比，我們的樣本中從不吸煙者(69%)更多(11)。本研究中，以往吸煙者或從不吸煙者比正在吸煙者更有可能勸導吸煙者戒煙，這與另一項研究的結果一致(30)。

閱讀關於勸導患者戒煙的任何指引，與記錄吸煙狀況和勸導吸煙者戒煙之間存在著積極的聯繫。然而，大多數指引只有英文版本，而多數中國醫生不懂英文。一本中文簡要指引已於2007年製作完成（書面交流，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國家控煙辦公室主任姜垣醫生，中國北京，2008年6月），而在我們研究結束後，該指引仍未提供給所有醫生。在一次隨訪調查中，我們發現大多數醫生並不知道該中文簡要指引。但很多醫生對國際指引（主要是美國及英國的指引）有所耳聞，少數醫生透過網絡大致了解了這些國際指引，但由於語言障礙並未弄懂這些勸導的詳情。我們相信用中文製作一本全國性指引並向醫生推廣應大有裨益。

請注意，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如我們進行第二次調查，85%的回復率可能會有所上升。其次，由於調查是匿名的，無法獲得未回復醫生的特徵的資料，而且回復者與未回復者間可能存在差異，這可能降低研究結果的普遍性。最後，回復者可能會不報告被認為不正常或對社會有不良影響的行為(31)。

總之，我們的研究發現，中國醫生對吸煙影響健康方面的認識不夠、勸導吸煙者戒煙的態度消極以及提供戒煙勸導時信心不足。大部份醫生並未經常詢問和記錄患者的吸煙狀況，或未勸導患者如何戒煙。因此，應提供一本強調勸導吸煙者戒煙的重要性及如何提供戒煙勸導的中文勸導戒煙指引，並就如何推行該指引進行培訓。關於提供對戒煙勸導（詢問、記錄和勸導）的認識、態度和信心方面問題的回答，揭示了可能影響醫生幫助患者和自己戒煙的因素。這些研究結果可類推廣到其他文化和發展類似的地區，這些地區還未在臨床環境下將戒煙服務建立成一種規範。然而，醫生在將該結果類推廣到廣西省南寧市以外地區時應謹慎考慮。總之，我們的發現凸顯了強制執行禁煙醫院政策和開展干預的必要性，這將幫助醫生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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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資料

通訊作者： Abu S. Abdullah，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國際衛生學系(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801 Massachusetts Ave, 3rd floor, Boston, MA 02118。電話： 617-638-5234.電子郵件：asm.abdullah@graduate.hku.hk.

並列作者： Jiatong Zhou、Dongmei Huang、Songyi Lu、Shuiying Luo，中國廣西南寧市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Vivian C. Pun，馬薩諸塞州波士頓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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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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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表 1. 2007年中國廣西醫生的吸煙狀況和勸導戒煙實務之回復者的特徵

^a 由於採用四捨五入法，百份比總值可能大於100。

表2. 2007年中國廣西673位醫生的吸煙率

^a 由於採用四捨五入法，百份比總值可能大於100。
^b 不吸煙者包括以往吸煙者和從不吸煙者。
^c P值由χ²分析計算而得。

表3. 2007年中國廣西673位醫生關於提供戒煙勸導的認識、態度和信心

縮寫：NRT指尼古丁替代療法。
^a 不吸煙者包括以往吸煙者和從不吸煙者。
^b指勸導患者戒煙的信心。
^c 尼古丁依賴自評量表(http://www.wfts.org/programs_and_services/images/Fagerstrom_Test.pdf)。

表4. 2007年中國廣西673位醫生勸導戒煙實務比較

表5. 2007年中國廣西673位醫生參與勸導戒煙實務的可能性

縮寫： OR，可能性比率；CI，置信區間。
^a 根據年齡和各種特徵調整後的可能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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