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卷：第1期，2010年1月

原创研究
2007年中国广西医生的吸烟状况和劝导戒烟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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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tong Zhou医学博士；Abu S. Abdullah医学博士、哲学博士；Vivian C. Pun公共卫生硕士；Dongmei Huang医学博士；Songyi Lu医学博士；Shuiying Luo医学博士

建议在引用本文时注明下列出处：Zhou J, Abdullah AS, Pun VC, Huang D, Lu S, Luo S. Smoking status and cessation counseling practices among physicians, Guangxi, China, 2007. Prev Chronic Dis 2010;7(1):A15. http://www.cdc.gov/pcd/
issues/2010/
jan/09_0006_zhs.htm.访问[日期]。

经同行评审

摘要

简介
我们调查了中国医生的吸烟行为、医生对吸烟的健康影响的了解以及对公认的劝导戒烟实务的遵守情况。

方法
我们使用的一份结构化问卷，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著的《全球卫生专业人员调查》改编而成，旨在对中国广西省南宁市五家医院的中国医生进行调查。

结果
问卷的回复率是85%，总共完成了673份问卷。在673位回复者中，73%为男性，42%年龄不超过30岁，26%为吸烟者（男性占35%；女性占3%）。仅28%的吸烟者准备立即戒烟。绝大多数医生对吸烟相关的健康危害了解不够，对劝导戒烟的态度消极。询问患者有无吸烟史，并且会把患者的吸烟状况记载到病历中的，基本都是女医生、以及有相当充分准备或者是有所准备劝导患者戒烟的医生。劝导患者戒烟的基本都是女医生、不吸烟者、有相当充分准备或者是有所准备劝导患者戒烟的医生、以及阅读过任何戒烟指引的医生。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男医生中吸烟的现象非常普遍，中国医生对吸烟的健康危害以及如何帮助吸烟者戒烟了解不够。广泛查阅关于戒烟的临床常规指引，加强医学院对于吸烟的健康风险的教育，以及政府为戒烟治疗提供资金，均将让吸烟的中国医生及其患者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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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的吸烟者住在中国(1)，中国的吸烟率是31%（男性占57%；女性占3%）(2、3)。每年将近800,000位中国人死于吸烟(4)，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吸烟率，截至2025年底，死于吸烟的人数将增至两百万人(5)。截至2030年底，吸烟的死亡率占中国男性全部死亡率的三分之一 (6)。

治疗可有效帮助吸烟者戒烟(7)。医生的主要职责不仅是提供治疗，他们自身还经常被视为是健康相关行为（比如吸烟）的榜样(7)。虽然医务界对吸烟的危害众所周知，但医生常常未给患者树立良好的榜样。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证实，中国医生的吸烟率男性占61%，女性占12%(1)。其他研究公布的吸烟率有所不同。例如，对6个中国城市的3,553位医生进行研究公布的吸烟率为23%（男性占41%，女性占1%）(8)。在对786位医生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中，整体吸烟率是20%（男性占54%，女性占3%）(9)。中国医生每年接诊76%的吸烟者(10)，这为劝导患者戒烟创造了机会。但很少有医生询问患者的吸烟状况或劝导患者戒烟。在Jiang 等人开展的一项研究中，仅48%的医生询问患者的吸烟状况，64%的医生劝导吸烟者戒烟(11)。其他研究表明，半数以下的医生"总是"或"经常"劝导吸烟者戒烟(12-14)。中国医生不询问吸烟状况或劝导吸烟者戒烟的原因尚未得到很好证实。我们调查了医生的吸烟状况以及他们对帮助患者戒烟的了解、态度和信心。我们亦研究了他们的劝导戒烟实务与美国临床实践指引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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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07年3月5日至3月15日，我们对广西省南宁市的5家医院的医生开展了横断面调查 (cross-sectional survey)。这5家医院分别是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广西中医学院第一和第二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及广西中西医结合医院。内科、外科、儿科和妇科的所有医生均被纳入调查范围。我们选择这些科室，是为了在这些医院之中维持一致性，因为所有指定医院均设有这些科室，而这些科室的医生人数占医院医生总人数的70%。本研究经过中国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由于本调查采用匿名形式，因此研究参与者并未签署同意书。

参照《全球卫生专业人员调查》(16)和《香港医生调查》(17)，编制一份包含77个问题的自填式问卷，并将问卷翻译成中文。包含53个问题的《全球卫生专业人员调查》增补了香港问卷的如下部分：置信水平（4个问题）、对戒烟指引的态度（3个问题）、接受的劝导戒烟培训（7个问题）、工作场地实践（6个问题）及采用药物疗法来帮助戒烟（4个问题）。我们将英文版本翻译成中文版本，然后在对20位参与者进行试点测试前再回译为英文。医院院长办公室将问卷分发给指定科室的医生，问卷填好后装入封口的信封交还给院长办公室。

除人口统计方面的信息外，问卷亦会问及对吸烟危害健康的了解以及对吸烟和劝导戒烟的态度。使用李克特式评分系统(Likert scoring system)对1级（"强烈同意"）至5级（"强烈反对"）的回复进行分类。本调查测定劝导患者戒烟的准备情况，并对回复按1级（"准备充分"）、2级（"有所准备"）及3级（"完全未准备"）进行分类。对于吸烟状况、接受劝导戒烟的培训和劝导戒烟的习惯做法的问题，回复者以"是"或"否"作答。

世卫组织将回复者分为正在吸烟者、以往吸烟者或从不吸烟者(18)。正在吸烟者指其一生中有至少6个月的吸烟史、而且在本调查期间正在吸烟的人。以往吸烟者指其一生中曾有至少6个月的吸烟史、但在本调查前已戒烟至少6个月的人。从不吸烟者指其一生中从未吸烟或有少于6个月吸烟史的人。本报告将以往吸烟者和从不吸烟者归类为"不吸烟者"。

我们使用Windows 11.0版本(SPSS, Inc, Chicago, Illinois)的SPSS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利用χ²测试及多元分析来评估变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性为P<0.05（2-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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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回复者的特征

在调查的792人中，673人完成了调查，回复率为85%。所有科室的回复率几乎相同。在回复者中，73%为男性，42%年龄不超过30岁，68%以上为内科或外科专业（表1）。吸烟率为26%。50%称其所属医院并未出台禁烟政策，93%未接受任何关于劝导戒烟的培训，62%并未阅读任何戒烟指引。

男医生的吸烟率比女医生的吸烟率要高得多（35%比3%）（表2）。吸烟率最高的医生的年龄层在41至50岁之间（38%）。当问及他们准备戒烟的情况时，仅28%的吸烟者表示准备立即戒烟，而25%的吸烟者正考虑在6个月内戒烟，47%的吸烟者不准备在未来6个月内戒烟。

大多数回复者(99%)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表3）。80%以上的人知道二手烟会增加非吸烟成人罹患肺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及接触二手烟的儿童罹患肺炎等下呼吸道疾病的风险。不吸烟者可能比吸烟者更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P = .002)。仅49%的医生知道新生儿死亡与二手烟有关，少于40%的医生知道尼古丁替代疗法和抗抑郁药安非他酮可帮助人们戒烟。

80%的回复者认为，卫生专业人员应为患者和公众树立禁烟榜样，并认为他们应经常劝导吸烟者不要在儿童周围吸烟（表3）。大多数医生(66%)认为，如果卫生专业人员劝导患者戒烟，则患者戒烟的可能性会更大，而54%的医生认为吸烟的卫生专业人员不太可能劝导人们戒烟。超过90%的医生认为卫生专业人员应经常询问患者的吸烟习惯。大多数回复者(92%)认为医院和保健中心应为禁烟场所。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不太相信这些禁烟政策 (P < .001)。

仅58%的医生认为，他们可以向患者详细解释吸烟带来的风险（表3）。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对此不太相信（40%比64%，P < .001）。更少(24%)的医生认为他们了解的知识足以帮助患者戒烟，仅16%的医生认为其掌握的技能足以帮助患者戒烟。不超过6%的医生认为，他们了解如何开药方来治疗烟草依赖，或者他们可利用尼古丁依赖自评量表 (Fagerström Test for Nicotine Dependence) 来评估吸烟者对尼古丁的依赖程度。

在673位回复者中，479人(71%)通常会询问每位患者的吸烟状况，362人(54%)会在病历中记录吸烟状况，525人(78%)会劝导吸烟者戒烟（表4）。询问吸烟状况及劝导患者戒烟的女医生比男医生比例高( P = .04)。劝导患者戒烟的不吸烟者(80%)比吸烟者(63%)比例高(P < .001)。遵循三条戒烟实务（询问吸烟状况、在病历中记录吸烟状况及劝导患者戒烟）的医生，多数是在未出台禁烟政策的医院工作的医生，以及准备劝导患者如何戒烟的医生( P < .001)。更多阅读过任何戒烟指引的医生记录吸烟状况并劝导患者戒烟(P = .03)。

多元分析表明，询问患者有无吸烟史基本都是女医生，在未出台禁烟政策的医院工作的医生，以及准备劝导患者戒烟的医生（表5）。记录患者吸烟状况的基本都是女医生、在未出台禁烟政策的医院工作的医生、准备劝导患者戒烟的医生以及阅读过任何戒烟指引的医生。劝导患者戒烟的基本都是不吸烟者、在未出台禁烟政策的医院工作的医生、准备劝导患者戒烟的医生以及阅读过任何戒烟指引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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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我们发现，南宁市医生的吸烟率为26%，这与早前的研究相一致 (8、12)。报告的吸烟率在13%(19)至57%(20)之间；范围之所以如此之广，部分原因是中国社会文化和地理差异、研究开展的年份或医生擅长的科目。在对医生进行的观察性研究中，我们的吸烟率低于荷兰 (38%)(21)、日本 (34%) (22)和法国 (32%) (23)，但高于美国 (3%) (24)、新西兰(5%) (25)和英国 (7%) (26)。虽然香港研究的回复率很低(19%) (17)，但我们的吸烟率仍远高于中国香港医生的吸烟率(4%)。我们发现，男医生的吸烟率比女医生要高，这反映了中国总人口的吸烟模式；但医生的整体吸烟率低得多(8)。与世卫组织统计的人口数据相比，我们调查的男医生回复者的吸烟率约占总人口吸烟率(67%) (3)的一半。

Li 等人认为，吸烟是一种"普遍现象" (14)，吸烟这种行为在华人社会根深蒂固(27)。由于我们的研究表明，吸烟的医生不太认为卫生专业人员应该给他们的患者和公众树立禁烟榜样，因此我们建议对医生吸烟进行干预，减少医生的吸烟率将有助于降低整体吸烟率。

我们发现中国医生吸烟相关的健康危害了解不够。他们需要接受更多有关母亲吸烟与新生儿死亡之间的联系的教育(8)。此外，医生（尤其是吸烟的医生）需要接受更多关于二手烟与罹患肺病、心脏病及下呼吸道疾病的风险之间的联系的教育。医学院课程中纳入和改编劝导患者戒烟的最佳指引，可增加年轻医科学生的知识并防止他们吸烟(5,28)。

我们发现医生劝导戒烟的预案与良好的戒烟指引（例如询问、记录和劝导）有关，而这意味着需要进行专业培训；中国医生缺乏专业知识，且不熟悉关于如何提供劝导戒烟的专业指引。中国的卫生护理专业人员要想加强烟草控制活动，首要任务是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15)。

在有禁烟政策医院工作与劝导戒烟之间存在着消极的联系，这个发现有悖常理。在对主要医院人员和医生的随访中，我们发现有禁烟政策的医院通常并不强迫他们遵守有关政策。此外，这次随访中的许多医生并不知道他们的医院是否禁烟。我们建议更好地传达和贯彻执行禁烟政策。

我们注意到，较为年轻的医生更有可能遵循良好的劝导戒烟实务。因此，劝导指引可能会日臻完善。关于戒烟的继续教育应在各个年龄群的医生中开展，临床人员应经常评估每位患者的吸烟状况，并将患者的吸烟状况作为一项生命表征记录于医院的病历系统中(15)。

医生询问吸烟状况(71%)的情况不及劝导戒烟(78%)普遍。尽管这与在中国医生中做的另一项研究一致(11)，但却与在美国(29)和香港(26)的医生中做的研究相反。美国医生在三分之二的就诊中询问吸烟状况，但仅有20%左右的医生劝导吸烟者戒烟(29)。类似地，77%的香港医生通常询问吸烟状况，但仅有29%的医生劝导吸烟者戒烟。当前研究中，劝导戒烟比询问吸烟状况的比率要高，这可能是因为患者的意识提高，自己提出了该问题。由于许多医生自己也吸烟，他们不愿意主动询问患者的吸烟状况。而郑重劝导吸烟者戒烟的医生可能会鼓励患者购买戒烟药物。戒烟药物不能享受医疗保健系统的补贴；吸烟者须自掏腰包购买这些药物。在很多情况下，医生开具品牌药物的处方可从制药公司得到回扣，这或会鼓励医生劝导患者戒烟，并很可能劝导患者购买某种戒烟产品。相反，在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中，询问和记录吸烟状况并非强制性的且无利可图。此外，对中国其他地区医生的研究显示，64%的医生劝导吸烟者戒烟，与之相比，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调查中劝导吸烟者戒烟的比率要更高(11)。我们研究中，劝导戒烟的比率更高的原因可能是吸烟模式和贯彻禁烟政策的地区差异，或者是与其他研究(55%)相比，我们的样本中从不吸烟者(69%)更多(11)。本研究中，以往吸烟者或从不吸烟者比正在吸烟者更有可能劝导吸烟者戒烟，这与另一项研究的结果一致(30)。

阅读关于劝导患者戒烟的任何指引，与记录吸烟状况和劝导吸烟者戒烟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然而，大多数指引只有英文版本，而多数中国医生不懂英文。一本中文简要指引已于2007年制作完成（书面交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姜垣医生，中国北京，2008年6月），而在我们研究结束后，该指引仍未提供给所有医生。在一次随访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医生并不知道该中文简要指引。但很多医生对国际指引（主要是美国及英国的指引）有所耳闻，少数医生通过网络大致了解了这些国际指引，但由于语言障碍并未弄懂这些劝导的详情。我们相信用中文制作一本全国性指引并向医生推广应大有裨益。

请注意，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如我们进行第二次调查，85%的回复率可能会有所上升。其次，由于调查是匿名的，无法获得未回复医生的特征的资料，而且回复者与未回复者间可能存在差异，这可能降低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最后，回复者可能会不报告被认为不正常或对社会有不良影响的行为(31)。

总之，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医生对吸烟影响健康方面的认识不够、劝导吸烟者戒烟的态度消极以及提供戒烟劝导时信心不足。大部分医生并未经常询问和记录患者的吸烟状况，或未劝导患者如何戒烟。因此，应提供一本强调劝导吸烟者戒烟的重要性及如何提供戒烟劝导的中文劝导戒烟指引，并就如何推行该指引进行培训。关于提供对戒烟劝导（询问、记录和劝导）的认识、态度和信心方面问题的回答，揭示了可能影响医生帮助患者和自己戒烟的因素。这些研究结果可类推广到其他文化和发展类似的地区，这些地区还未在临床环境下将戒烟服务建立成一种规范。然而，医生在将该结果类推广到广西省南宁市以外地区时应谨慎考虑。总之，我们的发现凸显了强制执行禁烟医院政策和开展干预的必要性，这将帮助医生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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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资料

通讯作者： Abu S. Abdullah，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卫生学系(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801 Massachusetts Ave, 3rd floor, Boston, MA 02118。电话： 617-638-5234.电子邮件：asm.abdullah@graduate.hku.hk.

并列作者： Jiatong Zhou、Dongmei Huang、Songyi Lu、Shuiying Luo，中国广西南宁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Vivian C. Pun，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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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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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表 1. 2007年中国广西医生的吸烟状况和劝导戒烟实务之回复者特征

^a 由于采用四舍五入法，百分比总值可能大于100。

表2. 2007年中国广西673位医生的吸烟率

^a 由于采用四舍五入法，百分比总值可能大于100。
^b 不吸烟者包括以往吸烟者和从不吸烟者。
^c P值由χ²分析计算而得。

表3. 2007年中国广西673位医生关于提供戒烟劝导的认识、态度和信心

缩写：NRT指尼古丁替代疗法。
^a 不吸烟者包括以往吸烟者和从不吸烟者。
^b指劝导患者戒烟的信心。
^c 尼古丁依赖自评量表(http://www.wfts.org/programs_and_services/images/Fagerstrom_Test.pdf)。

表4. 2007年中国广西673位医生劝导戒烟实务比较

表5. 2007年中国广西673位医生参与劝导戒烟实务的可能性

缩写： OR，可能性比率；CI，置信区间。
^a 根据年龄和各种特征调整后的可能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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